武自成去世后，武长永和妻子把女儿托付给母亲照顾，而后夫妻俩一起外出打工。
此刻，武长永已经变成了父亲。
他的心愿也只有一个，供女儿上学，让她将来也走出艾滋村。
奶奶张梅英也经常对孙女说一句话：“考上大学，别再过奶奶这样的日子。”
走进东台村，每家的情况大都类似。
武喜堂的妻子魏银环，当年因为卖血，也感染了艾滋病。为了照顾妻子，这些年来武喜堂外出打工的日子越来越少。
武喜堂说，妻子开始发病后身边不能没有人照顾。
这样的生活，熬过了一年又一年。
1995年，武喜堂的两个儿子都已经在上高中了。看着两个孩子，武喜堂既满怀希望，又寝食难安。
和已经去世的武自成，以及还活着的武长永一样，武喜堂的愿望也是把孩子供上大学。为了给两个孩子攒学费，妻子魏银环的病只要稍微好些，他就外出打工。
尽管武喜堂自己有恐高症，但在工地干活，他都是一直在做需要高空作业的活儿，因为这样赚的比较多。
武喜堂说，第一次害怕，但后来也就豁出去了，爱咋样就咋样吧。
孩子要上学，妻子要看病，害怕和胡思乱想没用。
武喜堂的两个孩子都在县城读书，平时很少回家。
在孩子眼里，母亲是一个很坚强的人，从小学到高中，父亲外出打工，都是母亲一直在照顾孩子们的生活。
如今，无论是武长永的女儿，还是武喜堂的两个儿子，他们就像十多年前走出村庄的武长东一样，再次肩负起了父辈的梦想和愿望。
所不同的是，在他们的希望和命运中，还掺杂交织着艾滋病。
不发病的时候，艾滋病看起来和常人无异，可一旦发病，这些患者的生命也就进入了倒计时。
对东台村的艾滋病患者来说，身体承受的痛苦，或许还是其次。外界对他们的孤立甚至和歧视，应该比疾病本身所造成的痛苦，还要让人难以忍受。
年老的病患，在一天天的死去，年轻人渐渐离开，村里又渐渐长出了一茬又一茬的新人。
武自成的坟就在武桥村外的庄稼地里。
今后，武福贵和妻子，以及小儿子武四民，他们也会被埋在这里。
当上一代的艾滋病患者一个个的离去，当他们全部入土，曾经因为艾滋病带给村子的恐慌和不安，也会渐渐消散。
人们或许会庆幸，这样的苦难，终究会过去。
可是，面对那一个个因此而逝去的生命，尤其是走近他们，展开他们曾经的生活画卷，你还是会发现，因为艾滋病带来的命运轨迹的改变，还是深深烙在了东台村的记忆深处。
这是他们的苦难。
胡若云认为，社会对他们的凝视，却不能也不应该仅限于苦难之上。
所以，他要把这些情况报道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