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225
，深圳哪都不好。但你就是想去，离我们越远就是越好呗！”
杨松笑了，也站起身来，拍了拍杨柏的肩膀，：
“别那么独！给我一根烟，坐下来，听我跟你详细的。”
杨松开始讲在二叔家时，就常见村子里的人，总是在江中练习游泳技能，很好奇。
后来，他明白了，听珠江作为泳场的盛况:
成百上千市民在一泓江水中强身健体，口号喊得分外响亮，其背后的真正意图大家都心照不宣：
为了随时可能发生的远歇偷渡边防线，逃亡到香港。
有的农民借口去割草，划着一只船便偷渡到香港去了。
相比之下，生产队干部似乎更心疼偷渡客划走的那条船。
因为许多村民挨了饿，但看见有人逃港成功后，很快就给家里寄钱了。
这种刺激，让很多人见了充满憧憬，不顾一切冒险前校
“听香港有个叫罗芳村的吗？”
见杨松如此问，杨柏摇了摇头：
“没听过。”
杨松闷声闷气的：
“没有就对了。那是深圳的罗芳村人给建的。”
原来，宝安那个地方，曾有一度，一个农民劳动日的收入为七角到一元二角左右。
而听，香港的农民劳动一，就能收入六十到八十港币。
大家感觉这两者差距悬殊近百倍，实在刺激太大。
甚至有人传出了这样的话：
普遍流传着“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人家八分钱”
当然这八分钱是指寄信到香港叫亲属汇款回来所用的邮资。
还有这样的法：
内地劳动一个月，不如香港干一。
这些都诱使许多人“前赴后继”般逃亡香港。
有时候，一年时间，便发生“逃港”事件9.7万多人次，逃出1.8万多人。
耐人寻味的是，香港新界原本并没有一个什么罗芳村，居住在这里的人竟然全都是从深圳的罗芳村过去的。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香港与祖国大陆的脐带完全斩断，除了官方有限度的交往。
但以偷渡为主的民间形式却始终活跃着。
最终汇聚为一股股逃亡香港的奔涌潮流。
以深圳为例，在不少文件里记录，“深圳历史上共出现了四次大规模偷渡”。
分别为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
据广东省委边防口岸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