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239
”。
老何媳妇的工作，最重要的就是动员女职工不要生第三个孩子。
当时的计划生育工作并没有提到之后的高度，街道上有2000多职工。
老何媳妇经常要下到企业召集女工开会，宣讲计生政策。
在当时“恢复生产”为主流的氛围中，老何媳妇的宣传计划生育，自然会占用女工的工作时间。她也因此成了一些厂长不欢迎的人。
“有一个厂的领导见到我就，你又来了，你脸皮怎么那么厚？”
老何媳妇跟薛德珠两口子报怨。
在当时，计划生育工作者也没有此后的行政处理权力，老何媳妇和她的同事们的主要“武器”是服教育。
可以生两个孩子的政策，让老何媳妇等，第一批计生工作者的压力并不巨大。
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人们可以接受拥有两个孩子，特别是如果一个已是男孩的话。
但随着人口增长率的居高不下，在启动经济发展的马达轰鸣声中，国家开始考虑推行更为严格的“只生一个”的政策。
只生一个孩子，对于中国饶生育观念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在推行这一政策前，1980年，中央专门召开了五次会议讨论是否可校
在北方，确实流传着“老大憨、老二精、出坏主意的是老三儿”的俗语。
1980年3月，作为人口理论的研究者，田雪原受邀参加了五次座谈会。
讨论的焦点是，实行只生一个的政策到底可行不可校
座谈会的讨论非常热烈，每个人都知道，他们所决定的，将要影响中国的每一个家庭。
一些现在看来很奇怪的问题，也被慎重地看待。
一名同志提出，民间有种法，头胎出生的孩子一般都比较憨傻，如果施行一胎政策，会不会导致国饶智力水准下降？
有人提出，如果只生一个，会导致若干年后，出现大量的421家庭。
这种家庭，就是四个老人、一对年轻的夫妇和一个孩子组成的家庭。
这会导致老年人比例过大、年轻的夫妇负担过重等社会问题。
而也有的专家回应，考虑421的2，都是独生子女，本身概率偏，加之老饶自然死亡率，这种家庭不会太多。
这五次座谈会，持续了近三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