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1章 怪物
应于“monster/monstrous”这个译法。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个昙花一现的瞬间几乎可以说是怪物之强力在近代西方哲学史上的唯一一次闪光。在黑格尔的恢弘的“自然哲学”体系之中，怪物全然消失，被疾病取代；而疾病最终也无非被归结为“类属”和“个体”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而已。甚至是遍布着动物形象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其中固然充溢着动物性的生成之力，但却始终难觅怪物式的僭越的（transgressive）毁灭之力。
从怪物到生物—动物：从康吉莱姆到德勒兹
（一）生命的“负值（valeurnégative）”——由怪物重视生命
康吉莱姆的怪物学集中于两部代表作中，一是《正常与病态》（Lenormaletlepathologique）；二则是文集《生命的知识》（Laconnaissancedelavie），尤其是其中的“怪物性与怪异（Lamonstruositéetlemonstrueux）”一文。他对怪物这个蛰伏了千年的古老概念的重新激活，在某种意义上确实接近于亚里士多德的原初之思，因为二者的研究都并非仅局限于实证性的层次，而更是希望经由科学的素材与证据来“重新开启”哲学问题。但就基本思路而言，二者就大相径庭了。
亚里士多德是希望将怪物还原为畸形，进而得以对其成因进行科学的分析和哲学的阐释。但康吉莱姆则正相反，他试图在当代的医学和哲学背景之下重新唤回怪物之“怪”与“异”的强力，进而动摇、挑战理性的秩序，敞开生命的本原、重新理解生命的本质。在《怪物性与怪异》一文的起始，他就明确强调了这一点。一方面，若我们执意将怪物还原为畸形，那就是将生命的本质理解为相对稳定的秩序与结构，而对怪物这样的变异和“偏离”之现象的理解，从根本上必然要参照此种秩序与结构，进而以之为“标准（norme）”进行“矫正”和治疗。
但在康吉莱姆看来，怪物并非仅仅是正常秩序的偏离，而更是对其所进行的动摇、僭越、乃至破坏，正是因此，它不能仅还原为一种“疾病”，因为它带来的并非只是“痛苦”，而更是“极端的恐惧（crainteradicale）”。看似这样就将怪异与生命鲜明对立起来，好像怪异就是否定性的一极（“负值”），作为与生命相对立乃至对抗的来自外部的破坏性力量。在《正常与病态》的开篇，康吉莱姆就描述到，早在希波克拉底之前，古人对疾病的看法正是将其与“着魔”联结在一起：“疾病，通过一扇门进入或者离开一个人的身体。”
在某种意义上，康吉莱姆正是要回到这个古老的“本体论性质的理论”，进而对亚里士多德及随后漫长的实证主义传统进行批判乃至颠覆：后者将怪异和畸形都视作病态，并认为病态与正常之间其实只有量和程度上差异（仅仅是“过剩”或“缺乏”），完全可以通过计量和统计的方式进行衡量和校准；但在前者看来则正相反，疾病乃至怪物之产生，恰恰源自不同力量之间的作用和冲突（“把生命体变成斗争舞台”），由此形成的是生命的不同性质和状态的变化：“疾病，并非健康维度上的变化；它是一种新的生命维度。”但康吉莱姆同时对这种古老的力之本体论进行了双重深刻的修正：首先，怪异之力其实并非源自外部，而更是源自生命本身，甚至是生命本原之力；其次，怪异也并非只是一种消极的破坏性的“负值”，而其实恰恰揭示的是生命本源之处的积极的创造性能量。
由此康吉莱姆意味深长地概括到，“生命的对应值（contre-valeur）是怪物性而非死亡”。这里的“contre-valeur”这个微妙的词恰恰引申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解。它在英文里面可直接对译作“counter-value”，但这里的“counter-”强调的更是“反-”、“对-”这样的负面的极性和否定性的内涵。但在法语里面却往往相反，“contre-”强调的是“相等”、“相通”的内在关系。在这个意义上，“病态不能够直接地从正常推演而来”，它并非是对某一种既定的、预设的标准的偏离，而是呈现出生命的真相恰恰在于“建立新标准的可能性”。
所谓“标准/规范”，并非仅仅是计量、统计意义上的平均值，也绝非只起到限定、规约的作用；正相反，“标准的定义，是一种创造性的定义”。由此，甚至可以说唯有“怪异”、“怪物性”才能真正揭示生命本源的“动态极性”，因为“生命最根本的倾向”恰恰在于“扩张”而非“保存”。康吉莱姆极为精辟地总结到：何为真正的健康？那正是“能够生病和能够康复”。一句话，健康并非局限于生命的恒定标准或稳定状态，而恰恰指向生命本源处的那种“能够”：能够变异，能够差异化自身，能够创生新的标准，能够面对种种环境的变化乃至危机而不断调整自己。
这样一番思索将怪物性提升至生命的“等价”原则，甚至将其归属于生命的本质，其中所展现出来的转折和变革的意味是强烈的，但其中所透露出来的生机论的意蕴亦是极为显见的。即便在20年后，康吉莱姆自己对这篇开创性文本进行重新反思之际，仍然明确坚持这个原初的哲学立场，唯一的发展仅仅是将讨论的范域由生命的规范（“正常性”）拓展到社会的规范而已。当然，此种拓展并非仅仅单纯是引申既有的结论，而是确实对当代的政治哲学的论域转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我们可以明确有必要在福柯、施密特乃至阿甘本等思想家围绕规范的超越性和内在性，以及生命政治所展开的一系列纠结的论辩之中重新定位康吉莱姆的论述，但这已然涉及另一个庞大的领域，目前还是让我们先回归德勒兹的生成—动物的概念。
（二）生成—动物：作为“转化潜能（transformationalpotential）”的怪物性
德勒兹（与加塔利，下简称DG）在《卡夫卡：为弱势文学而作》与《千高原》这两部作品中集中阐释的“生成—动物（devenir-animal）”的概念，堪称是对康吉莱姆的怪物学的最为纯正的贯彻和推进，它将康吉莱姆的两个基本原则完美融合在一起：它一方面明确肯定并发挥了“生机论”这个基本立场，另一方面又在斯宾诺莎—尼采—柏格森的“内在性（immanence）”的脉络之中对其哲学内涵进行了深刻阐释。也正是因此，BrianMassumi在《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读者指南》的最后一章中，明确用“怪物性”这个康吉莱姆的标志性概念来作结。
只不过，从思路上来看，DG又与康吉莱姆有着鲜明差异，因为他们从未纠结于如何为怪物性正名，更是从一开始就突破了正常/病态这个僵化的二元对立。固然，在《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这两卷本系列之中，各式各样的二元对立（或至少是“二元性”）仍然赫然在列，比如“结域/解域”、“克分子/分子”乃至“捕获/逃逸”，等等。然而，所有这些表面上的二元性都要不断围绕着一个潜在的核心、回归于一个潜能的本源，那正是“生成”的一元论。
换言之，在康吉莱姆那里，虽然怪物性得到了重新的肯定和阐释，但至少就《正常与病态》而言，怪物/怪物性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过渡的环节和迂回的中介，根本性的问题仍然是重新理解和界定“规范”，也即，如何真正激活规范/规范性所内在的那种创造性的、“生产性的”力量。这也是为何，本来我们可能期待在《正常与病态》之中会更多出现对于怪物性的集中阐释，但其实大量出现的仍然是“畸形”这个概念。
更令人深思的是，在《怪物性与怪异》这篇短文的最后，康吉莱姆甚至明确总结到，“怪物是一种罕见的生命现象，但却可以展现为一整个想象的世界”。这就将本来应该在生命领域中重获新生的怪物再度令人遗憾地重新划归想象的范域。他进一步解释到，怪物性绝非是一种普遍的生命现象，更不会持续、经常地贯穿于生命运动的整个过程；相反，它只是“机体发育初期的一个短暂阶段（uncourtmoment）”，但怪物性及其所蕴含和展现的怪异之力并非由此就销声匿迹，而是随后仍然可以存在于想象的世界之中。这里，对怪物性的那种既充分肯定又有所保留的态度昭然若揭，而所有这些都充分显示出康吉莱姆的那种挥之不去的迟疑，即始终不愿意让怪物来动摇乃至破坏规范的核心地位。
但在DG的论述之中，此种迟疑和游移从一开始就被清除殆尽。在他们看来，怪物性并非仅仅是短暂的阶段，也并非只存在于生命的发端，而是自始至终都存在于、贯穿于、渗透于生命运动之中。康吉莱姆颇为含混而游移地描述的生命与怪异相“等价”的原则，在DG这里则明确成为初始的原则：生命的本质正是充满怪异的创生。既然如此，再使用“怪物”、“怪异”这些由于历史原因而明显打上否定乃至贬抑印记的词语就显得不合时宜，还不如干脆就用“生成”这个说法来取代。生成作为德勒兹的核心哲学概念，最早在《意义的逻辑》中得到充分论述，其复杂的时间性含义、与其他重要概念（尤其是“事件”）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里无法详述。但从根本上说，它与柏格森的“绵延”并无二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