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1章 怪物
无非都是揭示生命本身的连续的、质变的创造过程。就此而言，再纠结于正常/病态、健康/疾病、生命/怪异这些陈旧的二元性本无意义，因为生命的本相就是差异化的生成，而那些层化的、节段化的、不断再结域的“规范”、“克分子性”乃至“机体”、“结构”等反倒沦为衍生、结果乃至“偏离”。如今，怪异不再是想象的特权，也不再是罕见的生命现象；恰恰相反，它就是生命的真相与“常态”。
确实，一旦将怪物性转化为更为积极、能动、肯定的“生成—动物”，就得以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怪物性的具体特征和丰富样态。概括起来，生成—动物有如下几个基本特征：首先，它体现为强度性的情动（affect），因而从根本上说无法以计量的手段来测度和调控；其次，它就是逃逸性的，即总是在既定的秩序与体系之中敞开裂痕和缺口；第三，它是分子性的，并不局限于个体—机体的层次，而总是渗透于、扩散于、弥漫于微观的场域（细胞，基因，微生物，等等）。
由此就引申出另外两个特征：一是相互性（mutual），也即生成并没有明确的起点和终点，也没有清晰的主从之别，而更是多重要素和力量之间的复杂作用（complication），因而总是一种“动态的居间（dynamicin-between）”运动；二是“集体性/集合性”，即生成即便没有明确的目的，但却始终趋向于形成一个新异的“聚合体（assemblage）”，缔造一个即将到来的“种群（population）”。正是在这里，生物—动物体现出与柏格森的绵延式生命的最根本区别。在柏格森所描绘的生命演化、蔓生的宏大图景之中，即便怎样强调其中的多元、开放的“创造性”特征，但毕竟仍然有着相对明确的阶段乃至等级的划分，仍然存在着一个不断趋向的目的，仍然构成了一个有着内在的连续性和统一性的总体过程：“生命若是在完成一个计划，那么，它越是向前发展，就越是应当表现出与计划的更大和谐。”即便不能简单说这就是一个线性的过程，但至少亦是一条流动不息的大河，虽然有着种种支流旁脉，但毕竟仍然呈现出相对明确的轨迹与走向。同样，在这个创造进化过程之中，人类明显处于一个中心与关键的位置。
但就生成—动物而言，这样的进化图景理应从根本上被否弃。生命之生成并没有最终趋向于一个和谐的总体，而恰恰是在无限蔓生的网络之中不断编织新的结点，尝试、实验新的连接。正如DG在《千高原》中明确指出的，“生成不是一种进化”，从根本上说，它就是“联盟（alliance）”和“共生（symbiose）”。不过，若果真如此，则在DG的生成—动物学说之后，怪物/怪异/怪物性这一系列古老的概念就应该寿终正寝了。在康吉莱姆那里，怪物本已经是辅助性的手段，而到了DG这里，它则更变成了一个毫无用处的概念。生命的本质就是差异性的生成，生命的创造就是异质性的共生，那又何“怪”而有？“异”在何处？
结语：怪物的回返，一个幽灵的未来
DG关于生成—动物的这番玄思和遐想可谓影响深远。甚至在哈拉维（DonnaJ.Haraway）2016年新近出版的《与忧患共生》（StayingwiththeTrouble）之中，虽然“生成（becoming）”被置换成了“共同—生成（becoming-with）”，但这却并不是对DG的原初立场的否定，而更是一种极端的扩展乃至彻底化。全书密布的五花八门的神话、科学、艺术的“共生”实验，无非只是一遍遍地在念诵生物—动物的原初教旨而已。而整部著作的核心口号“缔结姻缘而非血缘（MakeKinNotBabies）！”也活脱脱就是《千高原》中的那些格言警句的凝缩概括。在这幅“天地与我共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浪漫图景之中，曾令亚里士多德殚精竭虑的那种怪物的恐怖的强力和暴力早已荡然无存。甚至在洛夫克拉夫特那里如此骇人听闻的“克苏鲁（Cthulhu）”这个终极怪物，也在哈拉维的生花妙笔之下无形间化作创世神话中那蕴生、孕育万物的温柔母体（Chthulu）。
《与忧患共生》
然而，怪物这个古老而美好的概念真的就应该在生机论的种种晚近变体和回潮中被一劳永逸地扫进历史的垃圾箱吗？或许并不尽然。在更为晚近的思辨实在论潮流之中，我们明显看到了怪物的新一轮回返。这一次，它不再仅仅等待着被实证科学收编，也不再甘当规范性问题的配角，而是要真正唤醒那古老的骇人能量，那曾经在古希腊哲学的发端之处就充分施展出毁灭之力的怪异能量。思辨实在论的干将之一尤金·萨克尔（EugeneThacker）在这个方向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推进。在三卷本系列《哲学的恐怖》（HorrorofPhilosophy）之中，他就试图重新激活哲学的那种本原之处的“恐怖”能量。确实，现如今的哲学变得越来越“恐怖/可怕”了，因为它越来越恬不知耻地蜕变成甜腻的心灵鸡汤和自我推销的上师（guru）的说教。扭曲化为哈拉维的克苏鲁版本的生成—动物理论，似乎恰好是这样一种哲学退化的“可怕”征候。
但是，萨克尔同时指出，哲学的怪异之力并未全然窒息于此种退化狂潮之中，既然主流的哲学著作都将推销和自我推销作为要务，那么我们理应转向那些非主流的艺术形式，在仍然还在不倦地制造恐怖能量的电影和文学之中去吸取新的灵感。尤其在第三卷《比黑夜更长的触须》（TentaclesLongerThanNight）之中，萨克尔更是从远溯至但丁《神曲》的恐怖艺术传统之中，提炼出“魔鬼（Demonic）”、“哥特（Gothic）”以及“幽灵（Phantom）”这三种当代的怪物变体。在《怪物性与怪异》之中，康吉莱姆曾指出，当实证科学不断令怪物“自然化”、“规范化”之时，后者就转向诗歌领域去寻求庇护（réfugier）。这一点颇可以作为当下时代的生动写照。
这些怪异的细节固然令人沉迷，但无需在这篇短论中展开。让我们直探问题之究竟。概言之，在萨克尔看来，之所以如今要重新唤回怪物，除了DG式的生成—动物已然变得越来越恐怖乃至面目全非，其实更是因为，这个概念中已然包含着一种看似无法克服的内在困境。Massumi已然清醒意识到这个危机，并在其全书的最后将其冠之以“新保守主义”之名。且不论这个怪异的名字是否适恰，但它至少鲜明揭示出资本的生成运动所导致的一个极端恶果：“资本主义不再需要为自身正名。……它可以无需信念与良知，因为它现在比克分子性更强，比辅助其再生产的意识形态更强。”
而这就意味着，在以往的结域—解域（克分子性—分子性）的两极关联和张力之中，经由种种逃逸的策略和路线，毕竟还有重塑主体性的些微希望和渺茫前景。而如今，资本的无限拓张运动早已全面掌控，甚至将解域和逃逸也化为自身所内在的种种变型运动，由此不断将自身的“操作”推向不可思议的阈限与边界。由此说来，再使用DG的“捕获装置”这样的说法就显得不合时宜，因为既然逃逸也已经是资本的一种操作，那其实就根本不存在逃逸的真正可能。若如此，又何谈捕获？捕获什么？
我们清楚看到，当DG将生成作为生命的本原和本真、进而试图将康吉莱姆的那种充满创造性和可能性的规范性运作真正纳入生命运动的内部之时，其实他们恰恰有意无意地沦为了新保守主义的同谋与帮凶。生生不息的生命其实正是资本本身，以可能性为要义的内在规范也无非只是资本的种种变形的操作。如此说来，当资本化身为克苏鲁式的庞大的欲望—机器之时，再以怪物/怪物性/怪异这个概念的谱系来重思乃至界定生命就不仅显得不够充分，甚至变得不合时宜。
就此，Massumi除了例行的哀告之外，并未给出任何建设性的超越途径。但我们却可以由此引出两个可能的方向：要么，我们最终放弃生命和怪异这些相关的概念星丛，而彻底转向“机器”，并由此从根本上否弃和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人本主义及作为其终极形态的生机论；要么，就不妨以另外一种逆向的方式来重新界定生命，也即，不再把生成、创造、差异化、多元化等作为生命的本质特征，而恰恰是将否定、毁灭、贫瘠、自噬等特征作为其根本形态。
诚如萨克尔所言，若说“生成”的宗旨是展现生命的“变-形”，那么，否定性生命（life-as-nothing）所趋向的则是生命的“去-形（de-forming/un-forming）”。而由此所展现的生命形态则更应该被称作“幽灵”而非“怪物”。当怪物带着资本的欲望-机器的狰狞形态终极回返之时，同时回返的还有“幽灵”及其所引出的更与“形象（image）”和想象相关的概念脉络。而康吉莱姆在《怪物性与怪异》最后给出的提示似乎仍然在当下引发着持久的回音：是否唯有在幽灵萦绕的艺术作品尤其是影像创作之中，才能再度激活那一息尚存的哲思之“恐怖”强力？
“怪物，也许无处不在。”
每一个人心中都隐藏着一头名为恶的怪物，当它爆发时，必然是人性最癫狂之时。